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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12 10:26:00
看到杨改兰的事件时，格隆真实感受到一种无法呼吸的窒息，胃部阵阵痉挛绞痛，随后泪水不由自主溢满眼眶。
如果没有杨改兰令人窒息的“自我灭门”，谁会相信我们这个“盛世”下有这样惨绝人寰的生态与人群？
2016年8月26日18时许，甘肃省康乐县景谷镇阿姑山村，28岁女子杨改兰在其家房屋后一条羊肠小道上，用斧子将自己的4个亲生子女（一个6岁，两个双胞胎5岁，一个三岁）一一砍杀，在发现孩子未死后，又逼迫他们喝下农药，随后自杀身亡。
奶奶杨兰芳闻讯赶去时，杨改兰还没断气，马上要报名读一年级的6岁的大重孙女也没断气，但看起来十分痛苦。她曾经请求，让杨改兰把这个孩子“留下”，但杨改兰没同意这个女人很决绝、近乎残忍地不给亲生骨肉留任何生的机会。
外出打工的丈夫李克英在接到电话赶回后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他一言不发、没流眼泪，抱起还没死的小儿子就向村口跑。半路上，儿子断气了，他又木然把儿子抱回家。
在平静料理完一家人的后事后，这个男人也以喝农药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二、
景古镇阿姑山村位于景古镇东北面，距镇政府6公里，全村共有10个社、191户、841人。2013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73户、281人，占总户的38%。低保户56户、152人，占总人口的18%超过一半的人口在贫困线下。
19岁结婚的杨改兰就生活在这个村里。她几乎撑起了一个家，带着4个子女和父亲一起生活，还要照顾奶奶。杨改兰家的生活环境，用尽词典中对于贫穷的形容都毫不为过：那是村里人都说最穷最破的房子，那是大风几乎都会吹翻的土坯房，那是连大门都关不严、家里任何值钱物件都没有的危房。杨改兰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劳作，平日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在10平方米左右的、连电都不舍得多用的危房里生活。
（杨改兰破旧的家与亲人）
入赘的丈夫李克英平时外出打工，家里的十亩土地，各种农家杂货，4个孩子的衣食住行，上学等等一系列沉重的问题，都压在了杨改兰的肩头。麦子和大豆是当地较为常见的农作物，几乎也是杨改兰一家的口粮和重要经济来源，农民看天吃饭，十亩贫瘠的土地种上小麦和大豆，收成好了一年能够有个三四千，不好的话，除了能吃饱饭，啥也干不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无尽的苦海中挣扎，没有尽头。
外出打工的李克英的收入也并不高。堂弟李克义说，他们这样农村出去的打工者，饥一顿饱一顿，勤扒苦做，一天小工工资也不过120元左右，但有时候几个星期也没有工作。
因为超生，四个孩子统统没能上户口（当地官方给的说法是：均未及时申报户口）。作为全世界仅有的四个有户口的国家，没有户口，就意味着国家对孩子的抚养与成长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也是杨家在2010年被纳入农村三类低保，直至2013年底取消低保，四个孩子一直没有纳入低保范围的原因杨改兰的孩子们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是“黑户”，真实存在，却又如隐形人一样，视若无物。
这就是杨改兰们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民的真实生态：他们都是“盛世”下的蝼蚁，无关紧要，无人在意，也无人关注。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苦苦挣扎，但始终看不到一个出头之日。对他们而言，勤劳致富只是一个美丽且虚幻的泡沫。杨改兰即使不自杀，穷尽一生所得，也可能无法在哪怕省城兰州买一个厕所。“精英”占有和集中了社会所有的资源，留给杨改兰们的，只剩下贫瘠和这辈子也可能爬不出的穷困泥沼。社会车轮滚滚向前，但他们被毫不怜悯地刻意甩下、遗弃甚至无情碾压。
希望，永远不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对于杨改兰、李克英们，活得憋屈，死无尊严，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几乎唯一支柱，就是心中那点卑微、渺小、若有若无的希望。这也是在新学期开学前，6岁的大女儿要报名读书，李克英在工地上厚着脸皮提前“善意预支”1500元钱的原因拿回去给大女儿报名用。
当某一天，某件事，比如小孩报名遭拒，比如全家被取消低保资格（杨家在2013年底的群众评议中未通过，而被全家取消低保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是通过群众评议的方式），令他们觉得连最后的希望都不剩下的时候，他们能很轻松地做出放弃自身生命的决定这也是这个弱势群体钪议和呐喊的最后、唯一的合法工具。
这个时候，于杨改兰，生和死，已经不是道选择题，而是一件吃饭睡觉一样的必选、单选项。到这种份上，生亦何喜，死亦何哀！死亡，可能反而是一种愉悦的解脱。
我不知道杨改兰在砍杀自己孩子并自杀前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她做过怎样的挣扎。但我相信，但凡对人世哪怕还有丝毫的留恋，这个世界但凡哪怕给过她哪怕一丁点的希望，但凡在她喝药前的那几个小时、几分钟，身边的人，社会，哪怕给过她一丁点的色彩、微笑，或者是希望的暗示，她都不会选择死亡的。
事实上，这个渺小而卑微的女人，哪怕临死前，内心都还是怀有希望的：杨改兰的大女儿是穿着杨改兰此前去几公里外的镇上买来的新衣服离开这个世界的买回家后，杨改兰一直不让她穿，说是怕脏了，让她等开学再穿。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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